12月20日的《南京晨报》头版登出一条触目惊心的标题“疯狗连咬9人，上百警民围剿”。文章用一个整版的篇幅讲述事情的经过：一只饥饿的流浪狗觅食时被老鼠夹子夹住了脚，于是“狗急跳墙”，带着夹子一路狂奔，在疼痛难忍的情况下咬了人，结果招来杀身之祸。“一只百人捕狗大军”合力“围剿”了近5个小时，将这只“恶狗”“畜生”捉住，当场用棍棒打死。文章还配发一张黄狗尸体的彩色照片，照片上清晰的显示出一根绳索勒在它的颈部。

读这样的新闻，尤其是看了照片，不仅心情沉重，甚至感到窒息。不由地想起前些天闹得沸沸扬扬的“北大学生杀猫”事件：12月3日，一名北大学生(据悉还是学生干部)在众目睽睽之下将一只溜进学校图书馆取暖的流浪猫极其残忍的摔死。继早些时候复旦学生虐猫，以及2002年轰动全国的清华学生硫酸泼熊案之后，北大又发生这样的事件，令全社会震惊。人们的议论焦点是，为什么现在的大学生对生命的漠视和残忍竟到了这种地步？

当这种极端事件再三发生在名校学子身上时，我们在震惊之余，应当反思的，恐怕就不只是当事学生个体的人格弱点，而是我们教育的整体缺陷。如今的信息时代，新闻报道背后所传达的价值观念，直接影响着青少年的人格形成。就目前政府整治“狗患”的国情而言，我们不能奢求人们给这只狗留下活命，但如此详细报道对流浪动物的当众捕杀并以照片展示于众，客观上起了不良的示范作用，让孩子从小看到的是社会对动物的蔑视和敌意，他们的心中留下的将是“动物的生命无关紧要”的印记，甚至让他们的潜意识里认为，只要“它们”的存在妨碍了“我们”的利益，那么恃强凌弱的行为就不但天经地义，而且值得宣传甚至赞扬。可以肯定地说，一个社会对于残忍行为的容忍度必然会影响生活在这个社会里的人的精神品质。我们还能要求他们长大后自觉善待动物吗？

米兰?昆德拉有言：“对于人性，道德上的真正考验，根本性的考验，在于如何对待那些需要怜悯的动物”。爱护动物，归根结蒂是敬畏生命——包括大自然的一草一木，也包括他人的生命人格尊严；怜悯动物，学会善待一只孱弱的猫狗，推而广之，也意味着体恤弱小者。生命无高低贵贱，保护动物是人类不可推卸的责任。如果有一天，即便我们处在相对的弱势地位（种族的，经济的……），我们的尊严依然能够得到尊重，那么我们首先自己要理解“平等”的涵义，并且身体力行。

流浪狗伤人事件引起了南京各家报纸以及电视台的关注，事发第二天（２１日，博主注），《现代快报》记者（张锐，博主注）以长诗的形式，借黄狗之口发出凄凉的哀鸣。通过弱者的眼睛，审视、反思我们的强势地位，叩问我们一向习惯的“万事以人为本”的思维逻辑，表达了截然不同的人文情怀。请允许我将全文照录如下：

                           《一条让人心痛的“疯狗”》

　　我小心翼翼地接近
　　接近那一堆垃圾
　　我只是想寻找一点
　　被你们丢弃的食品
　　你们，别担心
　　我知道想要和你们在一起
　　并不容易
　　我的存在
　　会给你们带来阴冷的恐惧                                                                            
    我真的好想改变自己
　　改变我留给你们的恐怖印记
　　我真的不是一只疯狗
　　虽然我满身都是污渍
　　那是因为我已很久没有洗浴
　　虽然我的尾巴紧紧夹起
　　那是因为我的尊严已经失去
　　一个又一个黑夜
　　我只能在角落里寄居
　　无论是夏天还是冬季
　　我感受到的始终是阵阵寒意
　　我好冷，我也好饿
　　我已经陷入绝望的谷底
　　谁来怜惜？
　　我需要一点食物充饥
　　请让我靠近
　　垃圾中被你们丢弃的食品
　　我已经几天几夜没有吃东西
　　突然，突然
　　一阵揪心的疼痛袭来
　　我的心跳在加剧
　　我的眼睛在迷离
　　一个捕鼠夹子
　　牢牢地夹住我的腿
　　我拼命地想甩掉这新的不幸
　　可更钻心的痛让我直冒寒气
　　为什么生活对我那么残忍
　　为什么世界对我如此不公平
　　我的心里涌起一股恨意
　　我恨我的父亲母亲
　　生了我却让我尝尽人间委屈
　　我恨我昔日的主人
　　我曾给他们带来很多快乐
　　他们却将我无情地抛弃
　　他们是那么的冷漠虚伪
　　不闻不问任我颠沛流离
　　我的伤口在流血
　　我的心已经破碎
　　如果我真的疯了
　　那也是因为你们的苦苦相逼
　　我疯狂扑向一个人又一个人
　　我的牙齿穿进他们的身躯
　　我要把理智良知一起毁灭
　　他们，围上来了
　　我知道我已犯下深深罪孽
　　有9个人被我陆续咬伤
　　对不起，真的对不起
　　我没有奢望你们的原谅
　　但我为刚才的疯狂而忏悔
　　我知道我就要死去
　　在人类面前我无法抗拒
　　何况我也期盼永久的解脱
　　地上留下我的血滴和泪滴
　　不知道
　　能否唤起你们的一声叹息

　　当晚，在网上出现了这首诗以及“为大黄狗默哀”的帖子（见“西祠胡同”，博主注）很多人看了之后“泪流满面”。我想，善和同情是一个社会中最值得珍重的价值之一。能为这只黄狗发出一声叹息的人，决不会以虐待动物为乐。如果我们相信人是世间最高贵的生灵，那这种高贵恰恰应该表现为对世间万物一视同仁的善意和虔敬，超越“有用”“有害”的功利视角，看到生命本身的意义。那“本善”的“人”性，应当彰显在“怜悯”，而不是“征服”中。我们的城市不能只有人，它应该是人与动物、一切大大小小的生命共同分享的憩园。这里，只有“平等”与“宽容”，才能通向“文明”与“和谐”。（完）
　　
　　

“我已经到某某大学门口了，你们在哪？”昨晚9时许，按照一位线人的要求，我打的赶到位于一座城市郊区的大学门口。

空气浑浊。灯光昏暗。载重卡车往来疾驶。夜风有些冷。我有些咳嗽。

“我们的车过两分钟就到，车号某某某某某，你上车就行了。”

挂了电话，扭头看看四周，一个青年男子拎着一只纸拎袋，正梗着脖子看我。

再一转脸，黑色桑塔纳已驶停身边。

“是周记者吧，上车。”

车里，后排坐着一个男子。我隐约觉得与他平行而坐会有些不妥，就绕到副驾驶的位置，开门上车。脑海却立即浮现《教父》里黑手党用绳索勒杀前排坐客的镜头，心里有些后悔，但已经迟了。

“你是一个人吗？你是哪个媒体的？叫什么名字？”后排的男了发问。板寸头。目露精光。

“噢，你叫周国洪，看到过，看到过。经常在报纸上见。对，经常见。”

“不会吧，我的稿子很少。”

“不对不对，我经常在报上看到你，没错，周国洪，就是这个名字。周国洪。”

“你是不是喝了酒？有些醉了？”我问。

“让你说对了，我是喝了酒。我们实在有些紧张。你应该能够理解。”

“紧张是当然的。你们的对手很强大。但喝了酒是打不了胜仗的。尤其是在开战以前。”我说。

“嘿嘿，周国洪。嘿嘿，新华社的记者。好。”

司机一直在沉默。

“你是那个改制企业的职工吗？”

“不是。”

“那你们是什么人？”

“你不要管我们是什么人。我们现在不回答你的问题。到了地方再说。”

“到什么地方？”

司机一直在沉默。

“你不用担心，我们不是黑社会，我们不会绑架你。”

“哈哈，我不值钱。绑我换不来钱。”

正说着，车子拐上一个大坡。驶进一个院子。院口的立柱上，赫然挂着“某某路派出所”的牌子。

心中隐约的不安“腾”地释放净尽。下了车，望着派出所值班室的灯光，怒火“腾”地窜了上来。想起朋友王克勤讲的故事，他到南京采访马自达、残疾车开车人的生存状况，却被人开着残疾车送进了派出所！这帮狗东西，把我出卖给了地方政府！

我几步跨进值班室，在办公桌前坐下，向跟进来的警官发问：“你们所，今天谁负责？”

“我负责。”

“你叫什么名字？”

“我姓张。”

“好。张警官。这是我的证件。把我带到这里，你们想干什么？他们――”我指着在对面坐下的那个短发男子，“又是什么人？便衣吗？”

警官仔细看我的证件。一言不发。

另一个人用纸条记了我的名字，到另一个房间去上网查我的身份。

“你，”我伸手点着对面的短发男子，“到底是什么人？把证件拿出来。”

“你凭什么管我是什么人。凭什么看我的证件。”

正说着，门口走进一位体态肥胖的成年男子。值班室里一屋子一下子安静了，有人小声说：“他就是你要见的人。”

“他是谁？”

“他就是你要见的老赵（化名）。”

我和老赵被警官引进二楼的一间询问室，“对不起，周记者，我们被那个集团找的黑社会搞怕了，所以只能把你带到派出所，接受你的采访。”

我靠坐在椅子上，有些发怔。一时情绪还缓不过来。从被带进派出所到与老赵对坐，也就三分钟的时间吧，情境竟就这般急转直下。

短发男子推门进来，端着两纸杯水。“哎，你是厂里的？还是老赵的朋友？怎么这么象便衣？”我笑问。

“我是谁，并不重要。”短发男子笑着退出去。

随后的谈话，一个号称拥有数百亿、上千亿营业收入的企业集团的违法违规犯罪事实浮出水面。　　　　　

此番严介和危机爆发，虽爆料频出，然而在笔者看来，尚不足以形成定论。原因在于财务数据甄别之难。

笔者关注严介和始于去年底，然而迟迟未动，原因就在于一直未能找到通往真实数据的路径。严介和作为一名非凡的言说者，常寥寥数语就能将听者淹没于概念与义理的海洋，什么“其实政府最讲诚信”、什么“企业家是弱势群体”等等，对于这些言论，我的态度是姑枉听之，因为就调查新闻而言，是调查路径以及随之呈现的核心真实，在构成报道的核心内容与冲击力，而绝非泛泛的义理传播。

一般而言，企业的年检报告和总裁讲话所引数据，是可以采信的，但如果这两大信源相互矛盾、且差距太大，则很难在此基础上做出进一步的判断。

太平洋集团的总资产是多少？净资产是多少？年营业收入是多少？缺乏这些基础数据，想判断太平洋发生了什么？为何发生？危机到底有多大？是困难的和冒险的。

假设我们采信严介和所说 “目前只欠银行３．８２亿”这一数据，那么他规模达数十亿的资产以及上千亿元的项目订单，究竟是如何与这区区数亿元的银行债务相匹配的？其负债率之低似与经济常识相悖。

假如我们不采信他的债务数据，他的真实债务究竟是多少？其清偿能力究竟如何？

我们甚至很难从银行的催债表现，来反推太平洋的危机规模。就金融系统目前的联网管理水平而言，不同地区、不同银行对太平洋系公司整体的负债情况应该是有通盘了解的。那么，银行为什么要选择目前的公开催债方式？正向推理是，银行知悉太平洋危机深重，故苦苦催索。反向推理则是，银行公开催债恰恰反证了太平洋的债务十分有限，因为假设太平洋的债务在２０亿、３０亿以上，银行投鼠忌器，绝不敢以目前的方式催索债务。

严介和能否有惊无险地度过危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项目的回款能力和资产的变现能力。而危机的公开披露，将进一步加大他调度资金、处理危机的难度，甚至有可能引发连锁反应。

然而如果严介和将媒体也视为危机的制造者则是不客观的。事实上最迟在今年初，太平洋的现金流已经开始出险。媒体的公开报道是在他四处救火达数月之久以后，才由法院公告被动带入的。

严介和危机是由宏观调控或我国金融业歧视民企引发的吗？虽然诚如２００４年夏，上海复星总裁郭广昌在宏观调控的风口浪尖对笔者所言：“从来没有内部文件说只收民企的贷款，但每一次信贷规模的收缩，在很大程度上都是收缩民企贷款来实现的”――但是如果没有具体的还贷数据支撑，用太平洋危机来言说金融业的民企歧视症，为时亦尚早。

值得关注的是，严介和危机其实也是对媒体职业水准的一次考验。在技术层面的考验是，如何甄别和处理企业在危机干预中释放的数据与信息？在调查层面的考验是，面对错综复杂的个案事件，怎样以独立调查在更大的范围内发掘新的事实，维护公共利益？

新华社南京１０月１７日电（记者周国洪）　　国内外广泛关注的徐工并购案日前取得新进展。１０月１６日，徐工集团与美国凯雷集团签订新的合作协议，徐工集团下属的徐工机械公司国有股权转让比例由原来８５％调整为５０％，凯雷放弃控股权，同时其对徐工机械的股权估值保持不变。

记者采访了解到，早在今年５月，国家有关部委即提出能否下调徐工并购案的外方持股比例。后经徐工集团与美国凯雷集团反复磋商，最终形成双方各持有徐工机械５０％股权、徐工机械股权估值不变的新方案。目前该方案已经通过江苏省的审核程序，上报国家有关部委。

知情人士分析认为，由于新方案本身就是在国家有关部委的密切关注下酝酿、产生的，因此，并购双方就新方案签约并正式上报国家审批，标志着一度被外界猜测为“已遭否决”的徐工并购案仍处在实质性的推进之中。

记者采访了解到，原方案中徐工机械８５％的股权出让比例，早在２００４年徐州市经贸委面向海内外投资者公开发布的股权出让公告中即已明确。据徐州市有关部门介绍，当时之所以确定这一出让比例，是由于工程机械行业是国家早已全面对外开放、明确鼓励外资进入的产业领域，即便是外商独资企业也已全面准入；同时工程机械行业是完全竞争性行业，国有资本从竞争性领域退出是国企改革的战略性要求；此外，徐工机械的主产品是压路机、起重机等通用机械设备，不属于“重大装备制造业”和国家战略性产业。

“然而自去年１０月份以来，受若干国有企业在引资并购中利益受损等消息影响，外资并购、控股我国龙头企业将危及国家经济安全的争论越来越激烈，而我国对相关经济问题又远未形成科学的、理性的判断与共识，”徐工集团新闻发言人王庆祝认为：“激烈的争论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徐工并购案的舆论背景，并购双方为了加快推进合作进程，共同对方案做出了调整。”

据王庆祝介绍，新方案还保持了原方案的两部分重要内容：一是为防范在凯雷未来退出时徐工机械可能面临的恶意收购，继续保留“毒丸计划”等原方案的全部限制性条款；二是为徐工机械引进“工程机械发动机制造”等２个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产业项目。

一位专业人士注意到，新方案继续延用凯雷公司在原竞标方案中确认的徐工机械股权估值，即“对徐工机械１００％股权的估值为３６亿元人民币”，并已按照国有资产分级管理原则，通过了江苏省国资监管部门的审核，“这表明三一集团总裁向文波所做的徐工被严重贱卖的指责，并未得到政府监管部门认同。”

今年６月份以来，同为工程机械行业的三一集团执行总裁向文波在其个人博客上激烈指责徐工机械股权出让是触目惊心的“贱卖”，由于该并购案是全球最大的基金投资机构美国凯雷集团首次对我国的一家行业龙头企业下属公司实施并购，向文波的言论在国内外引起广泛关注。

记者了解到，７月中旬，国家商务部会同国家国资委、证监会、外管局、工商总局、国家税务总局等6部委举行听证会，听取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解放军总装备部、武警总部等军方代表，柳工、厦工、中联重科、三一重工等十几家工程机械企业，上柴、潍柴等上游配套企业及下游工程机械经销商、客户的意见。

在全面听取各方意见后，国资监管部门对有关徐工“贱卖”的所有举证线索进行了逐条、逐项的调查、核实，最终于９月１３日发文做出结论：徐工并购案“经济行为的相关程序及审批程序符合国家的相关规定”，“资产评估项目的核准手续符合规定要求”，并再次对原方案的徐工机械股权估值予以确认，对徐工机械国有股权转让所带来的国有资产增值情况予以肯定。

“调整后的合作方案将进一步增强徐工机械利用国内、国际资源的能力，”徐工集团副总经理王岩松说，“徐工机械将不仅能够通过美国凯雷有效引进国际一流的研发团队、管理人才，提高自主创新能力，重构经营管理结构和财务结构，建立全球营销渠道，还能够更好地争取到国家鼓励自主创新和装备制造业发展的政策支持，使徐工机械更快地成长为具有较强国际市场竞争力的民族产业平台。”

中国工程机械行业协会理事长韩学松则表示：“徐工集团借助国际财务资本推进改制、提升公司竞争力，利用境外资本壮大自己、在更高的层面上与国际大型跨国公司展开竞争，既保住了民族工业的血脉，又有利于带动中国工程机械行业整体水平的提高，是国有大型企业寻求变革和突破的一种积极探索，符合我国工程机械行业的整体利益。”　　

徐工、凯雷两公司有关人士近日接受记者采访时均表示相信，双方各持股５０％不会对未来合资公司的运作效率产生影响。美国凯雷集团的有关人士说：“两年多来徐工集团经营管理团队的表现已使我们相信，即使在我们放弃控股权的情形下，双方亦能够高效合作，不断在全球范围内为合资公司引入有价值的经济要素，共同做强徐工机械。” 　（完）

一、
“谁得到什么？何时和如何得到？”该书的附题，一目了然，直指人心。

在拉斯韦尔看来，政治学更象是一门研究人类行动的物理课，研究如何去得到，如何去攫取，如何去保守，如何去防范；而得到的对象――价值，价值的价值、取舍与权衡，却是无须深入讨论的――在东方世界看来，这实在是一个不可原谅的疏漏，我们姑且称之为“拉斯韦尔疏漏”。恰恰是这一疏漏，又一次彰显出东西方现实政治图景的天壤之别。

二、
拉斯韦尔将政治降低到行为主义的高度来理解，或者说，他只愿意从行为主义的层面、而拒绝从那怕是再稍稍拔高一点的层面来看待政治。这样一来，他引导我们用观看街头行为主义艺术的眼光，来看待政治领域的一切主义与梦想。从客观上，他是在为政治祛魅。一切意义与主义，不过是精英们获取价值的借口和武器。

拉斯韦尔拒绝对政治行为的“标的物”――尊严，安全、财富等等进行讨论，其潜台词似乎是：一碗米饭比一盆砂土更好吃、更值得吃，这是一目了然的，无须讨论；而一碗米饭是否比一碗面条更好吃、更值得吃，这应该由每一个人的胃口来决定，而不应由政治家来决定，因此也无须放到政治学里来讨论。政治学只应该讨论谁、如何得到、怎样得到以及怎得守住自己的那一碗米饭。

这就是行为主义学派。

三、
在东方世界的政治家看来，拉斯韦尔对政治的降格以视，简直是对政治的奇耻大辱。

对人类价值做出阶段性的判断、取舍和权衡，这恰恰是困扰东方政治家政治思维的最深刻命题――我个人相信，只有上帝曾面临过这一命题――因此，这也几乎是东方政治学必须回答和力图回答的全部命题。而拉斯韦尔竟然漏过了这一命题。

渴望从拉斯韦尔《政治学》里求解思维困境的东方政治家们，似乎注定是要失望的。

四、
然而情况也许并非如此。

正如古代的东方皇帝在金銮殿上总不免要大讲仁义忠孝，而回得上书房则要精研帝王心术一样，拉斯韦尔的《政治学》完全有可能成为当代东方政治家置于枕下的房事秘笈。

而所谓困扰东方政治家的价值判断难题，在事实上也不过是一种矫情和一个伪命题――他最终会被离他最近、最利益攸关的那一个价值心安理得地压倒。

五、
唯有当政治能够抖落满身主义和谮权的泥水，水落石出为利益和手段，政治才有可能真正成为握在人权和民权两只拳头里的武器。

（完全是偶然，打开了电脑中的一个文档。竟是一篇读书笔记。
已记不清具体是什么时候写的，大至最早是在去年。
甚至记不清那本《政治学》的模样。甚至是读了几遍才能够确认，这是自己过往的写作。
原题是《拉斯韦尔政治学》。今贴之，聊充新博。）

　　真是莫名其妙。
　　博客既然是网络日记，本该是想写就写，想停就停，谁会让日记成为负担？
　　但是这压力却是真实可感的，虽然很隐约，但也很具体。

　　整个８月，在苏、皖两省跑了一个节能降耗的调研。在皖维集团采访的那个上午，太阳晒得汗水一道道地往下流，忍不住要抬头去看天上是不是在下雨。
　　“杨玉华，你看这记者真不是好干的。女记者就更令人感慨。”我道，“这么大热的天，我们就这么在外边乱窜，忧国忧民地跑节能降耗，令人感动啊。”
　　杨玉华，女，安徽分社记者。本科毕业分配到银行工作。后来考了新闻研究生，当起了心向往之的女记者。银行办公室的空调与清茶成为遥远记忆。
　　如此看来，在中国热爱新闻的人大有人在。相形之下，中国新闻的倍受摧残和自我堕落就更令人叹惜。

　　交完了稿子，用大半个９月，休假。
　　２０天时间，自青海，往敦煌，再往喀纳斯――进新华社１４年来享受的第一次休假，让曾经真切的西北，从脑海里的不断映现的幻景，再次变为令瞳孔日日痛饮的醇酒。

　　昨夜读谢泳的储安平。
　　储安平在《观察》列出七十几位“撰稿人”，似是不经意之举，现在设身处地地想想，这其实大有学问。
　　这不，自从被搜狐博客挂进推荐博客名单后，虽则没甚实惠，但也真的为停笔感到惭愧。
　　
　　唔，我中招了。
　　怎么办，那就开写吧。

　　　　　　（青海湖畔，汽车开到１００公里时速时我按下了快门，江山果然如画。）

８月８日，商务部、国资委、国税总局、工商总局、证监会、外管局等六部委联合发布《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一些业内评论人士认为，这将给近一时期一直处于风暴中心的“徐工并购案”增添新的变数。

三一集团执行总裁向文波向媒体表示，“徐工并购案”会因此“变得更复杂了”。

然而近两年来一直分管并直接操作徐工机械并购案的徐工集团副总经理王岩松则认为，外资并购政策的进一步细化，为包括徐工并购案在内的外资并购活动，提供了更为良好的制度供给。

“我从网上逐条研读了刚刚颁布的外资并购新规，与此前的《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暂行规定》相比，新规的容量、条数都超越《暂行规定》一倍多。”王岩松说，“中国经济对外开放不可动摇，国际经济要素参与中国经济的广度和深度将不断增强，新规对积极引导和规范境外资本参与我国企业的并购活动将产生积极影响，使外资的并购活动更加有利于中国经济发展，更加符合我们的国家利益。”

王岩松说：“事实上，徐工并购案很有可能是实践了新规有关规定的外资并购第一案。”

据记者了解，７月份下旬及８月上旬，商务部已会同国家多个部委，召集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中国工程机械协会以及国内１０家大型工程机械行业企业、工程机械企业供货商、经销商举行“徐工并购案”听证会，充分听取各方意见。这在我国的外资并购案中，尚属首次。而记者注意到，新规第五十二条恰恰做出了一条新规定： 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商务部和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认为可能造成过度集中，妨害正当竞争、损害消费者利益的，应自收到规定报送的全部文件之日起９０日内，共同或经协商单独召集有关部门、机构、企业以及其他利害关系方举行听证会，并依法决定批准或不批准。”

“新规还明确了对外资并购提出质询的途径和方式。”王岩松说，“这一点太重要了。企业并购活动都要签订严格的保密协议，这就决定了企业很难以向社会全面公开信息的方式，对有关质疑做出有效的回应和澄清。如果新规早出台三个月，徐工并购也不至于被大量不实信息歪曲得面目全非。”（完）

（本文为新华社通稿，中国证券报、南方日报、证券时报、华夏时报等报采用）

然而时至２００４年末，“熊猫移动”爆发严重财务危机，公司资金风险一度高达约２０亿元，公司陷入了一场在李看来“最不能为职工和社会接受的失败”。今年７月２８日，马志平也因涉嫌“虚报注册资本”罪被批捕。

在经历了今年初的一番令人眼花缭乱的资产债务重组后，一度为“南京熊猫”提供着八成以上主营业务收入的“熊猫移动”，被从上市公司剥离。然而熊猫危机究竟是怎样发生的？谁来对这场危机负责？仍是待解之谜。

８４０天合作，酿成１４亿元的资金黑洞

２００１年我国手机市场进入快速增长期，然而南京熊猫生产的熊猫手机却无法打开市场，产品大量积压，销售指标落空，负责手机业务的副总经理黯然离职。公司决策层开始考虑，找一家能够承担销售任务的专业销售公司作为合作伙伴。马志平因此进入李安建的视野。

现年３９岁的马志平，１５年前是南京市六合县邮电局职工，１９８９年承包六合邮电局的邮电器材经营部。１９９９年成立江苏天创通讯实业公司（简称“江苏天创”），个人控股９０％，专业从事手机销售业务。２００１年成为江苏省最大的手机经销商，据称手机年销售额超过７亿元。

据李安建回忆，他与马志平第一次在办公室见面，问的第一个问题是：“我怎么才能相信你的能力？”马志平回答：“相不相信我，可以试一下。”李安建说：“那好，你把我积压的１０万台手机销掉。这一批手机市面上只卖８００元，成本却有９００元，我要你成本加利润把它卖掉。”

很快，马志平一次性打款９８００万元，把１０万台手机买过去。只用两个月时间，马志平以每台１０００多元的价格将１０万台手机一售而空。

李安建暗中派人调查发现，马志平主要采取了两个措施，一是“保价”，如果市场上出现低价机，马志平就全部回购。二是“包换”，消费者发现质量问题，销售点有权换机。马志平的销售奇迹对李安建“震动很大”，“深感隔行如隔山”。

２００２年２月，马志平以自然人身份与“南京熊猫”分别出资４９％和５１％，组建“熊猫移动”，李安建任董事长，马志平任总经理。合同约定，马志平个人拥有的“江苏天创”成为“熊猫移动”的全国总经销；“熊猫移动”在生产环节确保每台手机４美元的利润，然后每台手机再加价４美元买给“江苏天创”。

这种以国有企业的资本和人才优势，嫁接民营企业的市场机制和销售渠道的做法，在我国手机产业中尚属首次。

２００２年“熊猫移动”成立当年，熊猫手机销售额猛增至８亿元。２００３年达到３２亿元，比上年增长３０４％，销量上冲至全国第九名和国产手机第五名，市场占有率大幅提升，２００３年熊猫手机销售收入已占南京熊猫主营收入的８４％。

然而，２００４年底，熊猫危机全面爆发。据南京熊猫公告披露，截至２００４年６月末，为南京熊猫提供着八成以上主营业务收入的“熊猫移动”，其维系于“江苏天创”还款清偿能力的资金风险，一度高达１７．０７亿元，其中仅欠款一项，即高达１３．９７亿元（包括：“江苏天创”尚未清还的借款６．８８亿元；拖欠的货款５．９４亿元；应付票据１．１５亿元）。

同一场危机，不同的陈述

据熊猫集团反映，此次危机完全是由马志平一人以三重身份、暗箱操作，私自挪用公司巨额资金，造成巨额国有资产流失、损失。

据熊猫集团副总经理、通信产业集团总经理邓伟明介绍，“熊猫移动”每月要召开一次手机产销协调会，由总经理马志平及其经营班子汇报公司的生产、销售、财务、计划情况。协调会形成意见后，以《会议纪要》形式上报南京熊猫和集团公司，确需提供资金的，由集团公司审贷会审批，再由“南京熊猫”董事会批准执行。在这一过程中，马志平的职权是受到严格约束的。

然而，由于马志平既是持有“熊猫移动”４９％股权的投资人，又是“熊猫移动”的总经理，同时是“江苏天创”所有者，这种复杂的三重身份，一方面，使马志平陷于“角色混乱”之中，作为“熊猫移动”总经理的马志平，怎么去跟作为“江苏天创”董事长的马志平，进行日常经营中的公司利益博弈呢？而马志平作为“熊猫移动”的股东，其对“熊猫移动”公司利益的忠诚度，似乎又是不容置疑的；另一方面，这种三重身份，则为马志平在“熊猫移动”和“江苏天创”之间，畅通无阻地调配资金、信用等项资源，打开了方便之门。

据熊猫方反映，同样受马志平三重身份的影响，“熊猫移动”与“江苏天创”签订的销售总代理协议，也缺乏对货款回笼的严格约束；在实际执行中，“江苏天创”更是以拖欠货款的方式，大量占用“熊猫移动”的资金。

２００4年６月末，“熊猫移动”对“江苏天创”的“应收账款”（货款）为５．９４亿元，“其他应收账款”（借款）为６．８８亿元；与此同时，“南京熊猫”则向“熊猫移动”提供７．４２亿元资金从事经营活动。

又据熊猫方反映，作为久经沙场的民营企业家，马志平具有较强的实际操作经验。稍施“技巧”，即突破了控股方的监管。

“技巧”之一是打“时间差”。

南京熊猫对“熊猫移动”实行的是“报表式”管理。此前数年的实践证明，这种管理方式对南京熊猫开办的众多规范运作的合资公司是形之有效的，但马志平却用打“时间差”的办法，突破了“报表式”管理的监控。

“熊猫移动”与“江苏天创”的协议规定，“江苏天创”应在３个月内与“熊猫移动”结清手机销售货款。２００３年“熊猫移动”与“江苏天创”的交易额为２３．１８亿元；该年年末，“江苏天创”欠“熊猫移动”的货款为６．０６亿元，所欠货款基本上等于一个季度的销售额。如果单纯依据报表做判断，货款回笼进度并无异常，也不违背协议规定。直至２００４年上半年“江苏天创”的销售锐减，货款回笼进度与销售不成比例，挪用货款问题才暴露出来。

“技巧”之二是“积累信用，突然透支”。

年报显示，２００２年，“熊猫移动”未向“江苏天创”提供资金。２００３年“熊猫移动”向“江苏天创”提供资金发生额为４．１２亿；期末余额１２９万元，可谓是“好借好还”。

然而在此基础上的“再借不难”却一发不可收拾：２００４年１至６月，“熊猫移动”向“江苏天创”提供资金发生额高达１１．６９亿元，期末余额达６．８８亿元，促不及防之间，大祸已然酿成。

熊猫方的上述陈述，是不是事实的真相呢？

马志平有关代理人做出了另一番陈述，他说，是集中时段内的“三症并发”将“熊猫”拖入了窘境。

据这位代理人介绍，２００２年２月，为马志平提供委托理财服务的某证券公司发生危机、没钱还账，将市值约２．９亿元的股票转给了马志平。由于当时信贷政策较为宽松，为救出这一笔被股市套牢的资金，“江苏天创”向银行融资、并打款约５．０４亿元到马志平的“新时空投资”等公司，投资股票经营。这些资金调度集中发生在２００３年３月和６月，当时，“江苏天创”未向“熊猫移动”借一分钱。

２００４年５月前后，“熊猫移动”与“江苏天创”三症并发：一是自主研发的Ｘ７０款熊猫手机，本应４月１０日上市，但产品出现质量问题，直至８月下旬才开始上市。而生产该款手机的全部原材料采购已于４月１０日以前全部完成，占用３．７亿元资金达半年以上。

二是银根紧缩。５月至８月银行大量催收“江苏天创”贷款；而此时“江苏天创”的资金仍被股市套牢。“江苏天创”转而向“熊猫移动”求助。经熊猫移动董事会研究同意，“熊猫移动”向“江苏天创”提供借款，用于“江苏天创”向银行还贷。这一时期，“江苏天创”共向银行还贷４．３亿元，基本是靠“熊猫移动”提供的借款。

三是在发生上述资金问题后，马志平于２００４年８月，集中抛售其所持股票，仅收回资金２．６亿元，损失约５亿元。

这位代理人强调，上述情节均有资金往来账目、银行还贷记录、股市交易记录、以及熊猫移动《董事会决议》等材料证实。

三大争议点，究竟是谁在说谎？

记者综合分析发现，熊猫集团与江苏天创公司之间主要存在三大争议点。

其一，双方就“熊猫移动”对“江苏天创”所提供巨额借款和担保的性质认定，截然不同。

熊猫集团认为，“熊猫移动”对“江苏天创”的借款和担保，均系马志平利用担任“熊猫移动”总经理的职务之便，洞穿老牌国企的监管体系，擅自行事的个人行为。

熊猫集团在２００４年底的一份专题“报告”中称：“由于我们在与马志平及其天创公司合作中监管控制不力，大量资金被马志平挪用”，“马志平擅自扩大融资规模”，“私自用熊猫移动为天创公司的贷款担保”。

２００５年初，时任熊猫集团兼南京熊猫董事长的李安建（熊猫移动前任董事长）、集团常务副总经理周振宇（熊猫移动现任董事长）、集团总会计师刘爱莲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熊猫移动”为“江苏天创”提供违规担保，并向“江苏天创”提供发生额高达十多亿元的资金，均未通过熊猫移动董事会，董事会均不知情，都是马志平利用担任“熊猫移动”总经理的职务之便，擅自行事的个人行为。

然而，记者日前看到的６份“熊猫移动”的《董事会决议》表明，“熊猫移动”为“江苏天创”提供的贷款担保，至２００５年年初仍在期内的为４．６亿元。其中６笔、合计２．６亿元的贷款担保，是经“熊猫移动”董事会研究同意的，《董事会决议》均盖有“熊猫移动”公章，并有“熊猫”方董事会成员李安建、邓伟明、吴六林、周振宇等人签名；另外一笔“江苏天创”于２００３年９月在上海银行外滩支行办理的２亿元三年期贷款，是马志平以其个人拥有的５个公司股权做的质押担保（具体包括：马志平所持熊猫移动４９％股权；所持江苏天创９０％股权；以及他在长恒实业、中桥百合、上海易美所持股权），未提交“熊猫移动”董事会讨论，履行的是司法公证程序。

记者看到的另外５４份“熊猫移动”《董事会决议》表明，在２００４年１月至１１月间，“熊猫移动”向“江苏天创”提供资金５４笔，资金发生额１２．１亿元。经记者查看，这５４份《董事会决议》，均盖有“熊猫移动”公章，并有“熊猫”方董事会成员李安建、邓伟明、吴六林、周振宇等人签名。

据查，熊猫移动公司第一届董事会成员为南京熊猫的李安建、邓伟明、朱立峰，和“江苏天创”的马志平、李新春等５人。此后“熊猫”方的董事会成员有所变动，南京熊猫的吴六林、周振宇２人先后进入“熊猫移动”公司董事会，但董事会代表比例一直为３比２，即由南京熊猫出３人、“江苏天创”出２人。

其二，双方对债务数额的认定存在较大差距。

据南京熊猫上市公司公告披露，截至２００４年６月末，“江苏天创”共拖欠“熊猫移动”款额１３．９７亿元。２００５年初，“熊猫移动”被从上市公司中剥离，因此于４月２９日公布的南京熊猫２００４年年报未再披露“熊猫移动”进一步的债务情况。

熊猫集团公司在那份专题“报告”中披露的信息是：“目前（２００４年底）天创公司拖欠熊猫移动应收款项１６．８亿元。”

然而记者此前却看到了大相径庭的另一本账：

一是“江苏天创”的账册显示，截至２００４年１２月末，“江苏天创”对“熊猫移动”的应付款项为１３．０４亿元，其中货款７．４１亿元；其他应付款（借款）５．６３亿元。

与此同时，“熊猫移动”三年累计欠江苏天创公司“调价价保款”、“销售奖励款”合计５．２４亿元；广告费７８００万元；多开发票、多付货款约１．２亿元；三项合计达７．２２亿元。

二是截至２００４年末，“江苏天创”的库存熊猫手机目前为１４．１万台，价值约１．４１亿元。

有关人士分析认为：两家公司签订的货款回笼期限为三个月，而当时库存的价值１．４１亿元的手机货款一旦回笼，“江苏天创”对“熊猫移动”的应付款项就减为１１．６３亿元；再以“熊猫移动”欠“江苏天创”的７．２２亿元款项相抵冲，“江苏天创”实际欠“熊猫移动”的款项仅为４．４亿元。

记者发现，这一数字与“南京熊猫”上市公司公报披露的“江苏天创”欠款１３．９７亿元、以及熊猫集团在专题“报告”披露的“江苏天创”欠款１６．８亿元有极大的出入。

熊猫方与江苏天创方两本账为什么算不平？据有关人士介绍，根本原因在于有关方面对“熊猫移动”所欠“江苏天创”的巨额款项“忽略未计”。

“我们双方是合作关系，怎么可能只有单向的债务？”江苏天创一位人士说。

据介绍，“调价价保款”是指“熊猫移动”应向“江苏天创”支付的“库存产品因价格下调而产生的价格补偿”。记者看到，“熊猫移动”三年来的“价保批准表”分三大本，总计有３４次、８５笔。“价保批准表”均盖有“熊猫移动公司销售部”公章，并有“南京熊猫”派驻“熊猫移动”的财务部经理孙华的签名。

据反映，按双方约定，熊猫手机的品牌宣传、广告投放费用应由“熊猫移动”承担。但为降低成本，“熊猫移动”让“江苏天创”为其垫付了７８００万元的广告费。

为了做大上市公司的销售收入和利润，“江苏天创”还向“熊猫移动”多支付货款、并开具销售发票约１．２亿元（其中仅２００４年１２月即多付货款并开具销售发票５８００万元）。

值得注意的是：如果记者看到的“江苏天创”的账册属实，则“熊猫移动”能够向“江苏天创”追索的债务就大大减少，那么“熊猫系”公司巨大的资金窟窿又发生在哪里呢？

据一位知情人分析，熊猫集团近年来搞委托理财，在新华证券公司亏了４亿元，在闽发证券公司亏了１亿元，这很可能是其片面夸大“江苏天创”所欠债务以求金蝉脱壳的重要原因。

其三，双方对“江苏天创”占用“熊猫移动”资金的去向，表述不同。

熊猫集团在那份专题“报告”中称：“马志平挪用的大量资金主要用于炒股和投资土地及其他用途，炒股发生的损失难以确定。”

马志平代的代理人则在调查取证后指出：“江苏天创”投资股市的资金调度，集中发生在２００３年３月和６月，当时，“江苏天创”未向“熊猫移动”借一分钱。时至２００４年５月前后，在银行催收贷款、股市资金被套的大背景下，“江苏天创”才向“熊猫移动”借款，并全部用于向银行还贷。而“江苏天创”投资土地，则是发生在２００２年和２００３年。因此从时间序列上讲，说马志平挪用资金炒股、投资土地，与事实不符。

２００４年１２月２１日午夜，马志平、周振宇等三人正在位于南京市鼓楼附近的一个茶馆喝茶，马志平被南京警方带走，随后被警方监视居住。今年６月２１日，南京警方以涉嫌“虚报注册资本犯罪”将其刑事拘留。３７天后，南京市检察院批准将其逮捕。

值得注意的是，在此前的大半年时间里，马志平是因涉嫌挪用资金被监视居住，而此后的拘留和逮捕，却仅指向其涉嫌在南京纵横通讯公司增资过程中“虚报注册资本”的情节。然而，同期传出的消息又称：“由于案件复杂，（马志平）一些涉嫌经济犯罪的证据还没有完全掌握，因此先以涉嫌虚报注册资本将马志平执行逮捕。”

熊猫危机究竟还隐藏着多少秘密？随着案件调查的进一步深入，围绕熊猫危机的真真假假、是是非非，终将一一破解。